发布日期:2024-08-22 16:33 点击次数:168
“即便残匪在边疆造成一些损害,也不要越界!”
1960年,在应对流窜到缅甸的李弥部残匪的骚扰抢劫时,毛主席做出了这样的指示。
其实,盘踞在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军残部,一直是中缅关系中的一根刺,不仅影响中国和缅甸边境地区的社会治安,还令中缅的边界划分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当时解决李弥部残匪的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了,况且缅甸政府也曾多次向联合国提出请求,还想请我国派遣军队进入缅甸境内帮助剿匪。
那么,在这样的形势下,毛主席为什么又严格命令不允许越界呢?
这件事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外交策略?中缅两国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,又是怎样被妥善解决的?让我们回到60年代,感受一代伟人的智慧。
不越界的剿匪行动
1960年,在周总理亲自上阵、坚持不懈地推动下,中缅关系终于在这一年出现了重大突破。
1959年12月,在本就有所缓和的中缅关系前提下,周总理向缅甸看守政府的领导人奈温致函,邀请他访问中国,主要对边界遗留问题进行讨论。
奈温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。
1月24日至29日,奈温来华,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商讨边界问题。
在这次融洽的会谈中,双方不仅签订了《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》,最重要的是,还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其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——《关于中缅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》。
值得一提的是,本来两国准备签署的是“关于边界问题的换文”,在会谈过程中,奈温主动提出不如将“换文”改为“协定”,使这份文件具有了更高的法律效力。
这份协定不仅对中缅边境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,还特别提出双方要成立一个边界联合委员会,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勘界和定界,待勘定界工作结束后,再签订中缅边界条约。
虽然缅甸国内的政权在这期间出现了交替,奈温访华结束后不久,吴努就在2月的大选中获得了胜利,成为新的领导人。
但幸运的是,吴努上任后,仍然坚持了奈温此前在中缅关系上的路线。
吴努还专门提出,他希望能够在1960年的10月之前两国完成勘界和定界工作,并起草新的中缅边界条约。
因为他将要在当年的10月访华,以便两国领导人就中缅边境条约进行签字。
按照时间节点倒推工作计划,时间紧,任务重。
不仅要将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际线重新进行勘测,还有许多实质性和程序性的问题需要双方协商解决。
因此,边界联合委员会的双方代表团一刻也不敢放松,立即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工作中。
可是,在这所有的问题中,最令两国头痛的一个问题,就是盘踞在中缅边境的李弥部残匪。
这支部队是解放战争后逃窜到缅甸境内的,他们盘踞在缅甸北部,常常越过边境骚扰和抢劫,往往解放军一出动,他们就退回缅甸,解放军也束手无策。
而他们又仗着盘踞在深山中的地理优势,缅甸政府军由于兵力不足,也拿他们没办法。
到了60年,他们不断流窜骚扰我国云南,同时,这支部队力量的扩大,也威胁到了缅甸,他们又利用边境不稳定的情况,煽动大量民众外逃当兵甸政府的安全。
为了保证勘界定界工作的顺利进行,消灭这支国民党残军,已经是势在必行了。
1960年4月,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,在会谈中就向缅甸总理吴努提出建议,消灭这支部队,保障两国的和平。
在这次剿匪行动的过程中,毛主席一再作出指示:
“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过界,即便这些残匪造成了损害,也不能过去”!
边界问题不再悬而未决
为什么不能过界?我国一直奉行尊重别国的领土主权完整,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。
作为一个即将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,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关注。
越不越界,看似只是一条线的问题,实则关乎中国的大国形象。
如果解放军越过了中缅边界进入缅甸,那么东亚、东南亚,甚至整个亚洲的国家将会受到影响、受到震动。
所以,毛主席做出的这一指示是极其高瞻远瞩的,也正是这一举动打消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猜疑。
例如在万隆会议上,当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所提出的边界政策持怀疑态度时,正是吴努站出来现身说法:
“李弥残部在我们国家境内流窜,威胁政府统治时,正是中国政府站了出来帮助我们,他们并没有派出军队进入我国境内,而是体谅我们,站在我们身后。”
当然,缅甸政府一开始对我国也不是完全信任的。
在剿匪行动开始之前,缅甸方面虽然深知自己军力不足,但只是同意了解放军在“1941年线”附近进行警卫活动。
随着双方的交流深入,缅甸方面对中国愈加信任,后来主动要求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境内与他们一同作战。
从一开始的担忧,到后来的主动邀请,这也体现了中缅两国关系的变化。
终于,在缅甸国防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共同努力下,剿匪行动取得了重大成功。
除了被歼灭和俘虏的人外,其他的人有的流窜到老挝、泰国,还有的直接乘飞机回到台湾。
剿匪行动的成功,为中缅边界勘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。
此后双方代表团常常往返两国进行协商,跨越千山万水、不辞辛苦,深入探讨边界勘测的各项细节,以确保公平合理地划分两国边界。
要知道,边界问题事关两国领土主权,而国土的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所以,双方存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。
但在此过程中,双方都秉持着“你让一点、我让一点”的原则来解决分歧,因为大家都深知这事关两国是否能够顺利签订边界条约。
在所有人的不懈努力下,1960年10月的吴努访华,在参加完国庆活动后,两国总理正式签署了边界条约。
到此刻,两国终于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而彻底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。
在两国边境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之后,1960年11月到1961年2月,人民解放军共两次出动部队,到缅甸境内与缅甸政府军并肩作战,消灭了盘踞在缅甸境内为祸数年的李弥残部。
一年之后,吴努再度访华,双方总理共同签署中缅边界协定书。
在神圣而庄严的签字仪式上,周总理深刻地说:“一条和平和友谊的边界,从此就固定下来了”。
从1894年开始的中缅边界问题,终于在此刻得到了妥善解决。
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,中缅边界勘测工作将取得圆满成果,进一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,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
复杂的中缅边界问题
众所周知,缅甸是我国的邻国,但鲜有人知的是,历史上两国之间并没有完全确定的界限。
因为两国交界地方大多都是深山老林,难以划定明确的边界,以至于历史上两国交界地带的土司,一边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,另一边又向缅甸王朝称臣。
本来两者对此也相安无事,不存在争议。
直到近代,英国入侵缅甸,将缅甸殖民化,还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,这才造就了中缅边界问题。
到新中国成立以后,其实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很多都已经解决了,只有三处还有待商榷,分别是阿佤山区、勐卯三角地区和尖高山以北段。
既然如此,缅甸仍然是非社会主义阵营中首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。
1948年初独立的缅甸,首任领导人吴努曾用生动的比喻形容两国的关系:
“中国就像大象,缅甸则像羔羊,大象的发怒与否,无疑会使羔羊提心吊胆”。
严格来说,缅甸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害怕的,也是友好的。
这因为当时缅甸国内并不太平,一方面是缅共的武装斗争,另一方面则是李弥残部近万人盘踞在其东北部。
缅甸政府担心,新中国会以追剿李弥残部为由进入缅甸境内,帮助缅共。
所以,缅甸方面也曾多次向新中国提出,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边境问题。
可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,国家将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其他更迫切更重大的事情上,而并没有过多地关注中缅边界问题。
直到1955年底,发生了黄果园事件。
起因是黄果园这个地方位于“1941年线”的西侧,中缅双方的边防部队在巡逻时,我方部队认为这是我们的领土,而缅甸则认为是属于他们的,事先没有沟通,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。
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非常不好的影响,很多西方媒体大肆抹黑我国,甚至都出现了“中国抢占缅甸领土”的字眼。
正是黄果园事件使两国意识到边界问题必须提上日程尽快解决,且此事已迫在眉睫了。
之后以黄果园事件为转折点,中国和缅甸开始以边界问题为着力点进行频繁的接触。
同时,周总理通过分析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边界问题的国际法及国际惯例,终于在中缅边界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。
可是,当时缅甸的国内环境复杂多变,尽管我们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,但边界问题的解决始终没有取得重大突破。
直到1960年,奈温在大选之前选择访华解决边界问题。
中国和缅甸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,成为亚洲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良好国际范例,也成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、友好协商的榜样。
此后两国关系愈加升温,1961年,周总理带领一支400余人的代表团访问缅甸,包括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,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协定和支付协定,双方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结语
中缅边界遗留问题是近现代国际上解决双边问题的示范和榜样,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解决与邻国边界遗留问题的工作历程。
中国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和态度,其中折射出来的爱好和平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和精神,恰恰是对某些大国领导人所谓的“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”的指责最好的反击。
中国和缅甸两国的边界问题为什么能够得到和平解决?且解决之后两国关系又为什么会形成如此融洽的局面?这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原因。
首先,要得益于我国领导人提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其不仅消除了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的顾虑与误解,更在双方接触和协商的过程中建立了信赖。
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两国领导人和代表团的密切交流和真诚探讨,正是双方真挚诚恳的态度和不辞辛苦的奔波,才促进了双边问题的和平解决。
最后一方面是因为和平乃是历史发展潮流,是大势所趋。
中国和缅甸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,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,不仅加深了两国人民的情谊,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。
中缅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具有重要的意义,不仅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,还争取到了第三世界的伙伴。
最重要的是,在以美帝为首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口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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